饒宗頤教授應邀成為泉州歷史文化中心最高學術顧問
國學大師饒宗頤於101歲壽誕來臨之際，再次結緣泉州--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
喜迎泰斗級學術顧問
（本文出自《泉州晚報》 3 時政/縱深 2016-08-05）
饒宗頤，1917年8月9日生於廣東潮安（今潮州市湘橋區），一代國學大師。先生治學範疇廣博，精通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考古學、版本目錄學、古文字學、宗教史、古音樂史等。2011年7月，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將其於1978年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饒宗頤星”。一般民間演算法，老人的生日按多增長1歲算，因此9日，為饒公101歲壽誕。
再過幾天（8月9日）就是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的101歲壽誕。8月2日，他應邀成為泉州歷史文化中心最高學術顧問。
記者採訪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副理事長林英明先生瞭解到，泉州歷史文化中心是由熱心地方文化保護的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社團，1983年經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同志和福建省政府批准成立。33年來，致力於地方歷史文化遺產的搶救、保護、整理、研究，並創辦有《泉南文化研究》刊物，陸續出版了不少泉州歷史文化叢書。
饒公多次到訪福建，追尋古代中國與海外交通的史跡，追尋朱子、柳永、李卓吾、鄭成功等文人雅士的故居舊蹤，多有詠歎：「千秋嘉會憶鵝湖，吾道從知德不孤。」在他博大精深的學問之中，福建也是他心嚮往之地。
對福建文史多有研究 且屢發人未發之所見
此次饒公應邀成為泉州歷史文化中心最高學術顧問，緣於泉州歷史文化中心第三任理事長孫立川先生的牽線搭橋。
在今年第5期《泉南文化研究》上，孫立川先生曾發表了《千秋嘉會憶鵝湖，吾道從知德不孤──饒宗頤先生對閩南文化考察與研究舉隅》，深得各界好評。
孫立川稱，1993年移居香港之後，有幸追隨饒先生多年，經常得饒公當面指點，並親身見證了饒公的許多學術成就及身兼數長的藝術碩果，耳提面命。向饒公請教時，常談及閩南文化。
而在二十卷《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中有中外交通史、潮學卷及歷史、華僑史、宗教語言等篇幅，時見有涉及福建文史研究的文字，再加上饒公出生地潮州，與福建毗鄰，潮語與閩南語同屬一方言系，文化、習俗上多有關涉，因此，饒公對於福建的文史亦多有研究，且屢發人未發之所見。
關注古代中國海外交通史 為泉州補充極重要史料
上圖為汶萊發現的華文古碑文 （孫燦芬 攝）
2015年3月23日，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展覽在汶萊首都斯裡巴加灣開幕，上圖為展覽的情況。 （孫燦芬 攝）
饒教授對泉州地方史補充了兩條極重要的史料。
一是他引《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9期）上載解放後所發現宋碑《興化軍祥應廟記》中的記載：「泉州綱首朱紡，舟往三佛齊國，亦請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朞年，獲利百倍」。此文為三佛齊與泉州在南宋初期船舶往來之史實增一例證。
二是一份有關蒲氏在泉州的資料。饒公曾於臺灣得見清代魏錫曾的《非見齋碑目稿本》，其中有蒲力目的石香爐題刻，該爐立於泉州承天寺中門外，其銘略雲：「泉城縣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與十方檀信，同發誠心……時大元至正丁未年四月吉日，化主實裕。住山實和敬題。」
此碑立於元至正（1367）間，這位蒲力目當然是阿拉伯人，他的家室李二娘很可能就是泉州當地人。確實，自宋以降，蒲家等海外番商，客居中國眾多，更有恃其財富者，與趙宋皇室結秦晉之好，已是尋常之事。時至今日，泉州城中，尚有阿拉伯血統後裔居住。而入鄉隨俗，此阿拉伯人也在泉州禮佛，正是泉州方言「拈香隨拜」所云。
承天寺中庭外的元代石香爐已不復見，孫立川先生將饒公此條新發現資料寄示寺方，寺志編撰委員會認為十分珍貴。
考證汶萊發現的宋代華文墳碑 將華人到達汶萊時間前推了一百年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早有大批阿拉伯人來泉居住，甚或入宦，以宋末元初蒲壽庚最為著名。
1972年5月，汶萊博物館在汶萊市愛丁堡橋頭路旁一馬來人墳山中發現一塊華文古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
饒公寫下《汶萊發現宋代華文墳碑跋》長文，引用大量有關資料詳加考證。他認為，汶萊華文墓碑「立于蒲壽庚泉州任內，時壽庚尚未降元。」
饒公引用古籍論證，指出通判依宋官制為副知州，又說：「此墓主官銜為泉州判院，其人雖未必是泉州通判，但必是華化的阿拉伯人而且為回教徒，故為蒲姓。」「墓主生前官職是泉州判官，而有墓在汶萊，可見其人或先代必兼營海舶，子孫則在汶萊。如彼卸官後，嘗隨舶返勃泥，歿而葬於此，則其長男立墓碑，何以不書其諱……頗疑心這是衣冠塚，即其人歿時仍在泉州，而由留居汶萊的後人立墓碑，以垂紀念，亦有可能。」饒公在另一篇文章中指此碑的蒲公乃大食國人（古代指阿拉伯、波斯人）。
周密《癸辛雜誌》續集下，記「泉南巨賈……蒲氏之婿，其家富甚，凡有海舶八十艘」，此事在蒲壽庚歿後九年，泉州蒲姓有關係的賈人，尚擁有海舶如是之多。饒公認為，「這位曾任職泉州判院的蒲公，很可能直接來自勃泥，和宋初的蒲亞裡一樣，惟因入仕于宋，故用華人題墓碑，又因其為回教徒，故葬于馬來人的墳山。」
這個推理以大量不可辯駁的史料，坐實了這個汶萊人蒲氏墓主人的來歷，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考證之篇什。對於這塊宋碑的歷史意義，饒公還撰有《汶萊發現宋代華文墓碑的意義》一文。
然而，饒公不滿足於實證出其人的研究結論，他進而將之推及到中外交通史的大命題下，且對之提出了新的史料以探討伊斯蘭教究竟何時傳入勃泥，與當時的中國佛教又有什麼聯繫？
這塊宋代墓碑的發現也改變了汶萊的歷史，一是將華人到達汶萊的時間較前人推定的提早了一百年；二是史學家認為至明時回教勢力尚未傳入汶萊，但饒公指出：「今觀華文景定蒲氏墓碑，乃出現於馬來人墳山上，可見十三世紀的勃泥，事實應該已有回教徒了。」
泉州學者吳文良生前編撰有《泉州宗教石刻》一書，被公認為是有關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料。但過去僅知碑刻有蒲氏的文獻，只有吳著收入的泉州出土的明永樂十五年五月鎮撫蒲和日為鄭和往西洋忽魯謨廝諸國所立的碑石。汶萊宋碑的發現，時代更在其前數百年。饒公認為，此碑刻可補吳著之缺。
引用大量史料論證 蒲壽庚據泉州以降元實為其兄之謀
關於蒲氏家族，饒公還有另一個考證，是有關蒲壽庚二兄壽宬的生平之考：
蒲壽宬，系出西城，信奉回教，初官右職，咸淳壬申（八年）知梅州。《八閩通志》云：「宋季益、廣二王航海至泉州，守臣蒲壽庚據城不納，皆出其兄壽宬陰謀。壽宬佯著黃冠野服入法石山下（按：今泉州豐澤區東海法石，離後渚港不遠），自稱處士，而密令壽庚納款於元。」饒公又引《大明輿地名勝志》之《泉州志勝》來加以佐證蒲壽庚棄宋投元實出於其兄之謀，《泉州志勝》云：「壽宬授知吉州，不赴，勸壽庚據泉州以降元。」
蒲壽庚主泉州時正是宋元之交，他拒宋王而歸降元朝是泉州地方史亦是中國歷史上一著名事件。饒公引用大量史料，尤其是閩南地方史料來作分析，可見他對閩南歷史嫺熟於心，信手拈來，論據充分。
此外，他以大量史料指出，唐宋時，勃泥（即汶萊）及三佛齋（即今印尼爪哇一帶）人多蒲姓，且與華屢有交往。
探討清初閩南戲流行 到處猶聞「哩囉蓮」
饒公對閩方言與戲劇關係亦有探討，上世紀80年代初，饒公應邀去日本京都大學講學時，在圖書館參觀古善本，發現了李卓吾評本《荔鏡記》的刊本，如獲至寶。《荔鏡記》即福建梨園戲的《陳三五娘》，描寫的就是一對來自泉州與潮州的才子佳人相愛而私奔的古代愛情故事，此劇至今仍是福建梨園戲實驗劇團長演不衰的劇碼，為泉州民眾所喜聞樂見。
饒公還就潮州話中的「加羅」、「加哩囉」和「加哩蓮囉」與明朝戲曲中的神咒在眾人合唱時的「囉哩蓮」聯繫起來考證。他引大量的材料來分析，在自宋代以來歷代文人筆下說及唱戲時都有類似同音的三個字——「囉哩蓮」一語，泉州人在使用方言也常引唱戲時的「嗦囉蓮啦」。饒公舉證指出：清初閩南戲頗為流行，因此到處猶聞「哩囉蓮」之聲。
曹雪芹的先祖曹寅曾將其譏笑為蛇語。為甚麼呢？因為「閩」字在字形上表示門內有「蟲」，從蛇，因此閩話也就變成「蛇語」。他有詩云：「摘耳猶聞囉哩蓮」（曹寅《楝亭詩鈔·聽閩樂》），足見南戲北伐，也在北方流行起來。